廣和中醫的三個療程如下:
第一階段:循序漸進停用西藥
西藥抑制皮膚疾病,因此,一旦您停止使用西藥,大多數情況肯定會惡化。因此,停用西藥是要表現出皮膚病的原始外觀,這通常是需要心理建設
因此在治療開始時不要停止使用西藥,無論是外用還是內用,然後在病情穩定後慢慢停止使用西藥。
從每天一次更改為每兩天一次。每天一次,可以最大程度地減少西藥的使用。
第二階段:中藥介入治療
經過第一階段後,並逐漸移至第二階段。此時您最需要的就是耐心!
皮膚疾病有很多干擾因素,因此在第一次就診時醫生要求改善飲食和充足睡眠
但是大多數人很難完全戒掉誘發皮膚病的食物,因此效果無法立竿見影。
或者,晚上工作超過12點才真正上床睡覺,而且身體沒有很好的休息時間,即使有效,也很慢。
病程越長,皮膚上累積的毒素越多,因此藥物也需要花費大量時間才能有效。
根據經驗,此時有80%的患者在沒有良好溝通的情況下放棄。真可惜,因為在此期間,症狀將開始改善。
第三階段:改善就在眼前
如果您可以堅持到這一階段,症狀將開始改善,皮膚過敏或是紅疹的範圍會開始減少。
皮膚的改善是顯而易見的,並且很難逆轉。有時你可能覺得血壓與皮膚無關,但是控制好血壓更好,反而皮膚自然會好轉,這也意味著血壓是皮膚炎的根本原因。
在我們的實際治癒的案例中,許多人都是漸漸捨棄西藥,轉向中醫治療,都獲得不錯的效果,而且復發的機率相當低
因此透過我們數十年的行醫經驗,讓你獲得改善各類皮膚炎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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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和中醫診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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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溫尼考特,戰後英國最具原創性的精神分析師
在討人喜愛的面具下隱藏的,究竟是個什麼樣的靈魂?
洛德曼引領讀者深入內裡,層層掘出
他的故事、他的愛欲、他的憾恨和他的思想
溫尼考特,這位牽著泰迪熊的小掌登上精神分析殿堂的淘氣叔叔,一直以來都予人溫和、靈活、歡快甚至「完美無缺」的公眾形象(他皺巴巴的衣著和東倒西歪的坐姿除外)。表面上他似乎總是無憂無慮地生活在幸福的光環下,擁有無懈可擊的童年和燦爛奪目的學術成就。但是,私底下的他,真的是這樣嗎?
本書作者洛德曼醫師經多方奔走訪查及詳閱大量資料,為我們拼貼出一幅帶灰調、或許不甚完美的溫尼考特畫像:平靜的英國鄉間童年、與完美到近乎聖人的父親和憂鬱的母親間耐人尋味的親子關係、永遠進不去美麗卻古怪的第一任妻子內心世界的隱痛,以及歷經煎熬後跨越道德界線,與知他甚深的第二任妻子圓滿和諧的婚姻生活。
現實生活中的溫尼考特孩子氣、優柔寡斷卻又叛逆、對錢沒概念,還常唆使員工跑腿代辦私務;但在學術成就上,愛玩的性格引發了源源不絕的創造力,天生反骨造成了他思想上的絕不受制於權威,也使他成為英國戰後極少數在吸納大量克萊恩派的理論精髓後,仍能擺脫箝制、創發出自己獨到見解的精神分析理論家。我們可以說,他的「不完美」成就了他,也讓我們因此享有這位充滿創意與勇氣的分析師,那豐饒而不受限制的心靈。
本書除以大量篇幅探討溫尼考特的思想脈絡外,另兼論了英國精神分析學會的發展史和幾位重量級人物間的權力糾葛,包括梅蘭妮.克萊恩、安娜.佛洛伊德、詹姆士.史崔齊、恩斯特.瓊斯和瑪殊.汗等人的恩怨情仇,書末並附溫尼考特歷年作品完整列表,深具參考價值。
本書特色
第一本關於兒童精神醫學大師溫尼考特生平的全景式描繪,深入而完整
醫生作家王浩威審閱、兒童精神科周仁宇醫師、邱顯智醫師專文作序推薦
作者簡介
羅伯.洛德曼 F. Robert Rodman, M.D.
1934年二月三日出生,在哈佛大學完成學士學位後,於波士頓大學醫學院取得醫師資格。
洛德曼醫師是美國知名的精神分析師,曾為紐澤西普林斯頓尖端精神分析研究學會的成員,並在加州比佛利山執業。他對溫尼考特的熱誠推動了溫氏的教學演講、臨床研究和論文等相關資料的出版,並曾受克萊兒.溫尼考特請託,以詮釋性的角度編輯溫尼考特書信集《隨興的表達》(The Spontaneous Gesture, 1987),精闢見解令人嘆賞。
除擅長的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療外,洛德曼醫師亦勤於筆耕,他是《還沒死去:一份回憶錄》(Not Dying: A Memoir)與《讓希望存活:成為一位心理治療師》(Keeping Hope Alive: On Becoming a Psychotherapist)二書作者。這部資料浩繁的《溫尼考特這個人》,亦是他窮盡多年時間飛往各處進行訪談,加上閱覽大量文獻,再與個人見解細細織就後,才完成的作品。
2004年十一月十五日,在《溫尼考特這個人》出版後隔年,洛德曼醫師即因中風引起的併發症,於加州聖塔莫尼卡逝世,享年七十歲。
序
導讀 一本傳記的許多種讀法
I. 詩人溫尼考特
我們應該怎樣去閱讀《溫尼考特這個人》這一本傳記式的思想介紹呢?
溫尼考特這樣的一個名字,所代表的思想和態度,對於心理專業的人士來說是一個嶄新的世界(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將專業的許多領域講得更清楚、更有感受力);對於非專業的讀者來說,閱讀他作品過程中覺知到他思想的原創性和詩意的表達方式,所帶來的不只是心理學或精神分析的專業知識,更多的甚至是一種看世界的方式。
溫尼考特的作品在精神分析世界裡,原本就是一種特殊的存在。他的這種處境經常讓人聯想到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這位十九世紀末出生的大思想家。當年,本雅明被介紹到臺灣(最初介紹到英美世界時亦同樣)是放在社會學法蘭克福學派的諸君子之間。這樣的併列是十分突兀的:一群高度理性語言的理論家中,忽然夾雜一位詩人。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溫尼考特身上:精神分析在佛洛伊德後,語言愈來愈理論也愈艱澀的發展中,忽然出現一位感性而浪漫的詩人。
本雅明也好,溫尼考特也好,稱他們是詩人並不是貶抑他們在理論上的成就。他們都是在哲理的探索過程中,比別人更早去思考一些與眾不同的範圍,是理性語言的邏輯不容易觸及的,於是不約而同地採取了一種詩意語言以追求比較可能的準確表達。讀他們的作品就像讀好詩一樣,乍看是十分淺顯的文字,但閱讀起來似乎別有蹊蹺,每一次都有不同層次的領悟。
我自己是在專業的路途上,與當年的伙伴共同摸索前進時,早早就遇見溫尼考特的思想和作品的。當時不知怎地,自己就被吸引了。這幾年才慢慢瞭解這其中的一些原因,譬如,詩的(poetic)知識狀態對個人造成的影響是無法想像的。
II. 遇見溫尼考特
大學將畢業時,七○末八○初將解嚴的臺灣,許多西方後六○年代的思潮開始偷渡進來,特別是來自歐陸的,我還記得當年還是醫學系五、六年級時,讀到廖仁義譯、巴托莫爾(Tom Bottomore) 寫桂冠出版的《法蘭克福學派》(The Frankfurt School)(1984),忽然覺得整個世界開了好大一扇窗給自己的一種奇妙感覺。當然,後來法國的結構主義與解構主義進來了,還有好多的像新左派、後馬克斯、後現代、女性主義等等。在這些行列出現的許多理論大師中,高舉著精神分析大旗的拉岡(Jacques Marie-Emile Lacan, 1901-1981)自己當然是特別地注意。
拉岡的拗牙詰口是眾所皆知的。我不同領域的朋友組一個讀書會想把拉岡搞懂,這樣的行動是退伍前開始的,一直持續到開始在臺大醫院精神科擔任住院醫師。只是,花了好大的力氣,包括在師大法語中心學了一年半的法文,這個充滿語言學和拓樸學的法國精神分析,似乎離我們眾人集體加起來的功力還是很遙遠。特別是實務的經驗開始累積,臨床所看到的現象離拉岡愈來愈遠,這條路也就不知不覺地停滯了。在住院醫師階段,當時臺灣心理學界或精神醫學界並沒有太多人講心理治療,更別提精神分析。其實,那時陳展航醫師從美國梅寧哲診所回來了,在榮總擔任主治醫師,應該是一位很好的求教對象。只是,當時受到特克(Sherry Turkle)《精神分析政治學:賈克.拉岡和佛洛伊德的法國革命》(Psychoanalytic Politics: Jacques Lacan and Freud’s French Revolution)的影響(整個美國六○年代思潮看待佛洛伊德的方式亦是如此),對於安娜.佛洛伊德為首的自我心理學是十分主觀地不屑一顧的,也就沒想到去尋求和自我心理學息息相關的梅寧哲診所回來的這位可能的老師。
當時一群住院醫師中,包括市療、桃療、榮總和臺大的,是經常一起聚會學習。我忘了是張凱理還是陳登義,找到了聖克萊爾(Michael St. Clair)寫的《客體關係理論與自體心理學》(Object Relations and Self Psychology: An Introduction,現在已經是第四版了),推薦給大家,忽然才注意到英國精神分析的發展,知道有客體關係理論的存在。(當然,多年後才知道:原來英國只稱是克萊恩學派 [Kleinians],而所謂客體關係理論 [object relations theory] 這名詞,其實是美國精神分析學派稱呼英國的方式。)
因為開始遇見英國的精神分析學派,才開始知道克萊恩(Melanie Klein)、費爾貝恩(Ronald Fairbairn)、溫尼考特、巴林(Michael Balint)、畢昂(Wilfred Bion)等人。
III. 分析我們的分析師
對於精神分析的人來說 ,有些人認為真正的分析師幾乎是無所不分析,覺得生活中的一切都應該精神分析地思考。這不是說見到任何一個人就開始分析,而是說,精神分析的思考方式就是他日常生活的思考方式。這樣的看法也許見仁見智。但是,如果我們所面對的是一位精神分析師,以精神分析的思考來瞭解,反而是最恰當不過的。
溫尼考特傳記很多,而且是愈來愈多。我第一本讀到的是法國人克蘭西(Anne Clancier)和卡馬諾維奇(Jeannine Kalmanovitch)所寫的《溫尼考特與自相矛盾》(Winnicott and Paradox)(1987年英譯本),1990年代在臺大精神科以溫尼考特為主題做總醫師學術演講,主要就參考這一本,再加上菲利普斯(Adam Philips)寫的《溫尼考特》(Winnicott, 1989),就綽綽有餘了。這位作者有很多書譯成中文,偏偏沒有這一本。(這兩本書的作者,剛好都和瑪殊.汗有關:前者是訪問瑪殊.汗,後者是接受瑪殊.汗分析。)後來又有雅各(Michael Jacobs)撰寫的《溫尼考特:客體關係理論代言人》(D. W. Winnicott,中文本由生命潛能出版)一書和卡爾(Brett Kahr)的《傳記映像》(D. W. Winnicott: A Biographical Portrait)。愈來愈多的傳記,也愈來愈多的二手論述,似乎也顯現溫尼考特愈來愈被看到的重要性。
然而,直到《溫尼考特這個人》這本傳記的來臨,才有所謂的「a full-sized biography」,不再只是一兩百頁的簡介而已。作者羅伯.洛德曼(F. Robert Rodman)是1934年在波士頓出生,哈佛大學及波士頓大學醫學院畢業和訓練出來的精神科醫師,後來在加州執業的精神分析師。他是溫尼考特到美國演講時,才第一次注意到這一個人。溫尼考特去世後,他投入了溫氏書信的整理,成為以溫尼考特研究出名的學者,也因此有了這本傳記。而作者也在書成後次年的2004年去世。
IV. 一本傳記的多種讀法
《溫尼考特這個人》的書寫策略是十分精神分析的。我們因此瞭解了溫尼考特的人生許多的為什麼,包括他理論中對母親角色的在乎,可能和他經歷了母親的憂鬱、與克萊恩緊張的關係、第一任妻子精神病的完全退行,直到第二任妻子扶持式的接納都有關係。我們也瞭解了為何他是如此大器晚成?幾乎五十歲才大量爆發出他的原創力。雖然,嚴格地說,這只是屬於作者一種假設性的推斷分析。但我們有了一種瞭解的方式了。
同樣地,透過這一本書,不只可以看到溫氏這一個人如何形成,我們也看到英國學派的形成過程。特別是做為精神分析的發展,英國幾乎是從一開始就和維也納息息相關的地方,英國同時也是佛洛伊德晚年告老安息之處。暸解英國的發展,我們更可以因此看到,如今在精神分析學習過程中遇到的許多制度是如何一步一步被建構出來的。
相對於現在的精神分析界,早期的精神分析也許是還在摸索,也就有很多不同的嘗試。他們從早期分析自己、分析自己的子女和自己的姪兒女,到交換分析,到這本書中提到的關係,像瓊斯是邀克萊恩來英國的人也是要她幫忙分析他子女的人,克萊恩是督導溫尼考特的人也要求他分析她兒子等等。在這一種過程中,我們看到了精神分析界開始注意到界線(boundary)的重要性,開始避免(甚至禁止)多重關係。
而英國精神分析界最特別的,就是安娜.佛洛伊德(Anna Freud)和克萊恩這兩位女性的戰爭。這本傳記雖然以描述溫尼考特的生平為主,卻因為他是夾在這一對立情勢中間的重要目睹者,甚至是這樣的對立同時也相當程度地影響了溫尼考特的理論發展。因此,在閱讀溫尼考特的傳記過程時,自然也看到了理解英國精神分析發展的另一個角度。
V. 溫尼考特這個人
溫尼考特在1896年出生於英國普利茅斯,原本是一位小兒科醫師。1923年二十七歲那一年,他結婚、開業,同時也開始接受精神分析,日後成為英國開始有精神分析訓練後的第一批候選人。
當時英國精神分析的發展,先是克萊恩在1926年來到英國,除了對英國產生巨大的影響,她自己同時也逐步發展出日後影響至鉅的理論。當克萊恩理論漸成熟之際,另一位同樣戮力於兒童精神分析的安娜.佛洛伊德,也隨父親的避難而在1938年定居倫敦。從此,兩個人對兒童精神分析看法的分歧原本只是隔海偶爾交戰,開始變成面對面的巷戰衝突。這場「兩位女士的戰爭」,當時雖然造成許多的緊張和對立,但放在歷史的現在來看,其實反而是促成精神分析的大豐收。(關於這次論戰的主要文獻,後來由沛兒.金 [Pearl King] 編輯成《佛洛伊德?克萊恩之論爭》[The Freud-Klein Controversies],林玉華等人早已翻譯好,最近將由聯經出版社出版。)
溫尼考特在這樣充滿張力的環境下成為一位精神分析師。精神分析師的訓練剛好是最強調獨立成熟的人格,他的成長路程也就顯得特別的不容易?或者說,要成長出一個獨立而自在的人格原本就應該是不容易的,只是他的成長不只是在會談室內慢慢談出來的,更多是在自己的家庭生活和精神分析社群中。
在兩位女士展開論戰時,先有費爾貝恩、沛恩(Sylvia Payne)等表示了堅持中立的態度。後來溫尼考特和海曼(Paula Heimann)也脫離克萊恩一派,再加上新的流亡者巴林夫婦和佛克斯(Michael Foulkes)。於是就有了英國精神分析獨立派(British Independent Group)或中間派(Middle Group)。
「獨立派」這樣的名稱,雖然是克萊恩或安娜的人馬叫出來的,其實頗為符合溫尼考特當時雖然還沒流露出來的反權威性格。他的這樣性格,後來發展成他重要理論之一的「反社會傾向」的討論。
除了「反社會傾向」,溫尼考特思想最廣為人知的觀念還有「扶持」(holding)、過渡客體(transitional object)、促長環境(fascilitating environment)、遊戲和現實(playing and reality)、塗鴉遊戲(squiggle)、自發示意(spontaneous gesture)等等。他的文章或演講所提到的觀念,甚至是一些自創的名詞,如今已經成為日常生活的用語了。
當然,在精神分析專業上,他的理論貢獻比這些名詞還更多。關於這一部分,正是作者在這一本乍看是傳記的作品中,真正想要呈獻給所有讀者的。
VI.《溫尼考特這個人》的中譯本
當年在臺灣,當一群將走向心理治療和精神分析的伙伴,遇到了英美的客體關係理論和自體心理學時,在這路途中其實是遇到其中的許多的大師。只是,在這過程裡,誰遇上那一位大師,誰又不知不覺地投入另一位大師,其實是值得以後的歷史細細玩味的。
溫尼考特的作品夾雜在其他伙伴的作品中陸續在臺灣出現。最先,在遠流出版社精神分析經典系列的計畫中,原本屬於溫氏的有《成熟的歷程與促長的環境》和《遊戲與現實》,但終究是難產了。反而是林玉華在五南策劃的精神分析系列先出版了溫尼考特的《客體關係兒童心理治療實例:皮皮的故事》(The Piggle)。後來才由心靈工坊和財團法人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合作,譯出了《塗鴉與夢境》(Therapeutic Consultations in Child Psychiatry)、《二度崩潰的男人》(Holding and Interpretation)、《遊戲與現實》(Playing and Reality)三本理論書,心靈工坊隨後又另行出版了溫尼考特在BBC的廣播合集《給媽媽的貼心書:孩子、家庭和外面的世界》(The Child, the Family and the Outside World)。
洛德曼醫師的這本完整的傳記是由我提議,推薦吳建芝、簡意玲和劉書岑三位新生代醫師來翻譯的。當時,她們都是剛剛完成住院醫師訓練的精神科醫師,分別正要專攻兒童精神醫學和精神分析的。感謝她們的投入,再加上心靈工坊的編輯細心而反覆的校對和編輯,才有這一本書的完成。
對我自己而言,審閱完本書後,終於放下心裡的一塊大石頭。
想想過去這半輩子,投入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療的翻譯,不知不覺已成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以後要再做這樣的事,可能沒機會,也沒精力和時間了。對於溫尼考特還沒譯成中文的其他重要作品,恐怕是有待來人了。
王浩威
精神科醫師、臺灣心理治療學會理事長
2010年9月
中文版推薦序一
看見、等待、思索
精神分析常讓人難以理解。分析師很少給建議,有時甚至少到被認為什麼也沒做。而溫尼考特這位精神分析師,在他繁多的著作以及豐富的人生裡,用了各種方式,闡釋這個做得少的道理。
他每篇文章都不長,讓人以為可以很快讀完,卻不由自主像被抓住似地不停思索。他總是能替讀者撐起一個思考的空間。在臺灣精神分析學會的讀書會裡,我們曾經花了半年的時間才讀完他一篇十頁的論文。現在仍然回味無窮。如果不是時間限制,肯定可以就那樣一直讀下去,然後新的思考還會不斷湧出。像詩一樣,他的文字裡空間的壓縮和意義的延展同時發生。好像沒有告訴讀者什麼,但讀者卻有許多自己的發現。
基於他在小兒科以及兒童精神分析的臨床經驗,溫尼考特發表了很多關於母親與嬰兒的論文。這些細緻深入又有說服力的觀點,影響了超過半世紀以來的心理治療,也開啟了嬰幼兒心理治療工作的可能性。但這樣一個徹底改變人們對母嬰關係看法的人,卻不斷強調,關於照顧嬰兒他根本什麼也不會;他會的,只是在父母遇到困難的時候,提供一個思考的空間。
他認為照顧嬰兒是一種預防工作,只有出了問題的時候人們才會注意到這個工作的重要。母親為嬰兒所做的就是這樣。她沒有告訴嬰兒該做什麼,但在她懷裡,嬰兒得到保護與滿足。她時時刻刻想著嬰兒的狀態,擋掉可能的傷害,逐步在嬰兒可以承受的範圍裡把世界帶給嬰兒。雖然母親做了這麼多,但嬰兒感受到的,只是一個安全的空間,並且在自己的步調裡成長。要到很久以後,他才會知道母親曾經為他做過什麼。
溫尼考特的臨床經驗告訴他,許多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都不是平白而來,包括長大、存在感以及對世界的熱愛,這些都是早期母嬰關係的產物。如果我們知道母親為孩子撐起空間這件事有多麼重要,我們便也會知道必須有人為母親做同樣的事。有時這是丈夫和家人的工作,有時是治療師的。
溫尼考特在社會的外在現實以及人們的內在世界裡,撐起了這樣的一個空間。在那裡面,他看到個案、學生以及同袍的困境,和他們一起思索,一起等待改變。他不會告訴他們該做什麼,只是創造出一個空間。這通常不會被視為什麼英雄事蹟,甚至從表面上看來什麼也沒做。但在空間裡的人,卻可能因此而得以喘息,得以感受生命。
是什麼樣的人生,讓溫尼考特可以得到這樣的體會?我在這個好奇裡,開始閱讀這本傳記。
周仁宇
兒童精神科醫師、精神分析師
2010年8月
中文版推薦序二
和溫尼考特相遇
中華民國八十年六月十五日,剛從陸軍少尉退伍沒多久,就到臺北市立療養院報到,接受精神科住院醫師的訓練。此時蔡榮裕醫師剛升上主治醫師,就帶領著我們一群第一年的住院醫師,一起閱讀心理治療的文章,共同討論精神分析的理論。直至當時,有關精神分析的漢文譯本,多是志文出版社在1970年代出版的新潮文庫系列,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佛洛姆(Erich Fromm)、阿德勒(Alfred Adler)、荷妮(Karen Horney)、梅寧哲(Karl Menninger)、及榮格(Carl Jung)等零星的著作。這雖然無法和國內近二十年來精神分析多樣性的出版內容相提並論,但卻是住院醫師共通的基礎。
在一次的課堂中,蔡醫師提到〈反移情裡的恨〉之觀念,並提到文章中的故事。溫尼考特曾在中途之家,治療一個九歲的翹家男孩。在一次會談中,詮釋男孩的畫作為:逃家的行為是,在潛意識中拯救他家的內部,並保存他的母親免於猛擊,同時也試圖逃離他充滿破壞者的內在世界。但治療沒有成功,他又如同以往地逃離中途之家。一段日子後,他出現在溫尼考特家附近的派出所,溫尼考特太太將他帶回,一起過了三個月如地獄般的生活。在危急時,溫尼考特用身體的力氣,但不帶生氣或指責,將他拎到前門外,不論天氣或日夜。男孩可以按一個特殊的門鈴,他知道只要他按了門鈴,他就可以重新進入屋內,而過去的事一句話也不用再說。溫尼考特在將他放在門外時,會告訴男孩,所發生的事讓溫尼考特恨他。這些話對男孩的進展顯重要,但對溫尼考特的重要性,在於讓他可以容忍此情境,而不會失控、不會發飆、不會謀殺這男孩。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溫尼考特,震撼至今。我常常在想,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做出什麼樣的事。尤其是每當我討厭個案時,溫尼考特的身影就會浮現,讓我試圖癱瘓全身的肌肉,假裝不生氣和不指責地對個案說話,但卻蹦不出「恨」這個字。
在這本傳記的第一部中,透過訪談和重要他人的信件,作者勾勒出溫尼考特的成長背景。在第二部中,透過溫尼考特的信件和生活,作者探討溫尼考特作品背後的個人因素。作者讓我們讀到,溫尼考特的是小兒科醫師出身,是英國精神分析學會第一批候選人,是男性的兒童精神分析師,一直持續地從事小兒科照會工作和精神分析,擅長廣播、演講、及寫作。從英國精神分析學會中間派(Middle Group) 的一員,到今日被視為獨立傳統(Independent tradition)的開創者,這一切,或許始於他九歲那年失去了回憶夢的能力, 或許更源出於溫尼考特母親的憂鬱;或許始於溫尼考特父親對衛理公會的投入,亦或許肇因於溫尼考特的母親無法忍受哺乳時的興奮感 。溫尼考特對母職的歌頌,明顯對比於忽略父職的盲點。 張凱理醫師曾提過,溫尼考特和寇哈特(Heinz Kohut)講的是同樣的東西,但一個在講母親,一個在講父親。
三位譯者都是新一代的精神科醫師,致力於心理治療和精神分析的工作。今日的精神醫學,強調「精神疾病」的科學研究,而愈來愈失去「人味」了。溫尼考特曾談及預科工作的冷靜、全然無情地客觀研究活的組織,這一點是許多醫生出身的分析師回首過往時都會談論的。 我想,這也是許多精神科醫師的感受。希望這本傳記的出版,會讓更多人有興趣去研讀溫尼考特的文章,更希望心靈工坊能再接再厲地出版溫尼考特的《論文集:從兒科醫學到精神分析》(Collected Papers: Through Paediatrics to Psycho-Analysis)和《成熟的歷程與促長的環境》(The Maturational Process and the Facilitating Environment),以促進英國精神分析學會獨立傳統的精神,在漢文世界的生根及繁衍。
我把偷來的珍珠,都註明出處了。而更多的寶藏,則等待著讀者去發掘。雖然在許多他人的回憶中,讓我們看到,溫尼考特不完美的一面,畢竟分析師始終是一個人。
邱顯智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專任主治醫師兼主任
2010年八月八日,庚寅年六月二十八日煞北沖猴
詳細資料
- ISBN:9789866782732
- 叢書系列:
- 規格:平裝 / 632頁 / 15.6 x 21.6 x 3.16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 本書分類:> >
內容連載
克萊兒寫道唐諾「幾次差一點結婚,不過都沒有結成,一直到他二十八歲才(第一次)成家。」唐諾在1923年七月七日結婚;當時他二十七歲。婚禮在薩里特區佛蘭斯漢鎮(Frensham Surrey)的堂區教堂舉行。
他所娶的女人是三十一歲的愛麗絲‧巴克斯頓‧泰勒(Alice Buxton Taylor),約翰‧W‧泰勒的女兒。泰勒先生是一位虔誠的衛理公會教徒(和唐諾一樣,他最後轉向英國國教派),他既是詩人、也是婦科醫生。1904年泰勒成為英國婦科學會的主席,「他曾在該會草創階段任研究員。他的『創會致詞』使他有機會大聲疾呼已憂心多年的議題—生育率下降,不只在英國,也包括整個西歐。『他坦言斥責潛藏在此重大社會現象底下的邪惡,給認真思考的一般讀者留下深刻印象。』」
愛麗絲,1892年出生於伯明罕,排行老二,僅次於瑪莉,後者嫁給一位頗負盛名的建築師。在她之後是另一個妹妹寶琳,她則終生未嫁。再下來是大弟,接著是小弟吉姆,吉姆後來成為醫生,也成為唐諾‧溫尼考特的好友。羅莎‧泰勒,吉姆的第二任妻子,是聖彼得堡雄堡家族(Shaumberg family)的一員,也是位婦科醫師,在1988年告訴瑪德琳‧戴維絲(Madeleine Davis)和我,愛麗絲的父親是「那種認為人只有在想要生小孩時才需要性的人。他是一個聖徒,被他的小孩理想化,但是他幾乎不曾陪孩子們玩耍過,因為他實在太忙了。」一個極為成功且忙碌的衛理公會教徒,沒什麼時間給他的孩子�這幾乎等同於對唐諾父親的描述。
約翰‧泰勒在1910年過世,那時愛麗絲十八歲。她進入劍橋就讀,最後在泰丁頓(Teddington)的英國國家物理實驗室工作。我們不清楚她在這個純粹科學的地方做了些什麼。她本身是一位極富藝術性的人,婚後,她作畫、蒔花、雕塑且玩賞音樂。她對超自然的信仰證諸於阿拉伯的勞倫斯透過鸚鵡和她溝通的想法,進一步暗示至少她並不習慣科學思考的嚴苛。兩人共同的朋友漢娜‧亨利推測,她可能是在劍橋遇見唐諾的。這個情況的可能性較高,因為唐諾的舊識吉米‧艾德也和愛麗絲同在劍橋。另一個可能性是,他們是在愛麗絲於泰丁頓工作時由大衛‧賓利(David Bentley)居間介紹認識的,他當時也受雇於該實驗室。唐諾在他與愛麗絲1923年結婚之前,就已經認識賓利夫婦。
漢娜‧亨利的這個故事是莉莉安‧賓利(Lilian Bentley)告訴她的,有一天,唐諾到賓利家敲門「詢問是否週末有空房間(在他結婚之前,當時他正要去見愛麗絲)。當莉莉安打開門說哈囉,唐諾結巴地說『喔,對不起,我以為這裡是農莊。』莉莉安忍不住大笑並說,沒錯,這裡就是。顯然因為她儒雅的語調,並不像勞工階級的農婦。她的父親是律師且家境富裕,而她還是牛津的文學士。唐諾窘極了,但是他們成為一生的摯友,經常見面,住處也只相距十分鐘。」這想必是1920年代前期所發生的事。他所說的「我以為這裡是農莊」,讓我們想起他後來有名的宣告,「沒有所謂的一個嬰兒這回事」。理由是他發現在某些關鍵時刻,他寧願去反駁明顯的事實,與現實周旋,而不是屈服於它,或者,寧可去屈服一個他偶然間創造的現實。
漢娜與先生成為溫尼考特這對新婚夫婦的朋友,是在1926年秋天,於薩塞克斯(Sussex)露營時碰面的。除此之外還包括賓利一家�大衛、莉莉安和他們的小孩,他們日漸親密,且常在週末時聚會。
因為工作的關係,亨利一家需靠近鎮上居住,他們搬到漢普斯德石南園(Hampstead Heath)較遠那頭的一間公寓去。他們仍時常拜訪愛麗絲與唐諾,泰半是在週末。唐諾喜歡散步。漢娜回憶某一次「他們替朋友照顧狗,一隻大丹狗,我正巧遇到唐諾。他一看到我,就開始拉扯皮帶,趕著他的狗跑[到]差點飛起來。」
「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上面爬滿了虱子。」 這句人所共知的警句,出自張愛玲的《天才夢》,彼時,她只有18歲。 張愛玲的文字,時常發出直抵人心的喟嘆,以至於她初涉文壇時,世人多以為,她是個人情練達的老者。 柯靈先生後來說:「我扳著指頭算,偌大的文壇,哪個階段都安放不下一個張愛玲;上海淪陷,才給了她機會。」 只因張愛玲,寫盡了那個時代的炎涼與悲歡,她成全了亂世,亂世也成就了她。 其中《傾城之戀》更是讓她火到現在。因為書中的「傾城」戰事是張愛玲親歷, 且內容上也多方滲透了其自身及家庭的影子。 換言之, 在《傾城之戀》的故事原型中, 張愛玲是個被絲絲纏繞的局內人。於是, 《傾城之戀》的「介入感」相當強, 無論是小說里的多處議論, 還是其後的回顧文章, 都能看出這一點。 這種相似的人生境遇, 使張愛玲本人的「自我」追尋, 有意無意地投射在《傾城之戀》之中, 投射在小說主人公之上。 今天我們就從《傾城之戀》走進張愛玲幽深的內心、探究她隱微的「自我」。 01:張愛玲在《傾城之戀》中的「自我」投射 白流蘇與范柳原, 皆被命運、家族放逐於動盪、過渡的「夾縫」時代, 都具有某種孤苦無依、無根流浪的特徵。他們的人生境遇, 決定了其對追尋、確證「自我」的本能性需要。 在這一點上, 張愛玲與她筆下的人物境遇相通。她的「被拋」於「夾縫」也是雙重的:空間維度上被家庭棄逐於這「亂世」之一隅, 時間維度上被命運拋置在這個「夾縫」般的年代。 張愛玲出生於傳統舊家族, 隨著新時代的來臨已不斷落破, 「從小就活在遺老、遺少的家庭陰影中, 見到、聽到的, 都是那些病態的人, 病態的事」。 父親張志沂是畸形的舊人, 「自私、專橫、又暴虐」,施與她舊式教育。另一面, 漂亮、西洋范的母親與姑姑, 則是洋派的新女性, 為張愛玲請家教、學畫圖、學英文、學鋼琴, 又進入貴族化的教會學校上海聖瑪利亞女中。 所以, 張愛玲父母分別代表中西不同的文化元素, 通過類似拔河的方式, 對她施加影響。 父母離婚、父親再娶使張愛玲失去了往昔的優越生活, 她甚至差些因病喪命, 被迫逃去投靠生母。作為新女性的母親, 自食其力尚且支絀, 無力兼顧張愛玲, 在經濟的重壓下, 母女親情也漸次淡漠、冰涼。 她只能拚命學習, 考上了倫敦大學卻因歐戰轉去港大。當19歲的張愛玲奔赴香港之時, 她就已訣別了家庭, 拜別了親人, 在這個「夾縫」式的時代, 開始了離人般的流浪。 然而, 香港陷落的「傾城」之戰, 又湮滅了她文憑的希望, 命運捉弄其北上返滬, 獨闖十里洋場。 這一經歷與白流蘇有更多的相似, 流蘇及白公館有許多張愛玲及其家庭的影子。 她說:「流蘇與流蘇的家, 那樣的古中國的碎片, 現社會裡還是到處有」。 白公館裡三哥四嫂與流蘇反目, 說白了主要緣於「錢」: 哥嫂把流蘇的錢盤光後, 「當面鑼, 對面鼓」地擠兌、驅逐她; 其母亦從經濟角度考慮讓她回去給前夫奔喪;金錢讓骨肉血親之間機關算盡、冷酷無情。 與流蘇相類似的情形, 張愛玲在自己家裡早已見慣: 金錢如何讓父母、父女反目成仇, 又如何再讓母女情薄恩涼;其父母離婚便夾雜著許多「錢」的因素,而張愛玲與母親的疏離, 「錢」亦是主因。 白流蘇被范柳原巧使手段調來香港, 她雖然感受到柳原的真心, 但為何遲遲不願敞開自己呢? 因為她看出, 自己的境遇頂多是姘居的情婦。 張愛玲熟悉這樣的姘居, 說姘居的女人「只有一宗不足處: 就是她們的地位始終是不確定的。疑忌與自危使她們漸漸變成自私者」。 白流蘇即是如此, 她反抗的就是這種「不確定」的地位;她要找到「自我」, 就不能接受這種「既不像愛, 又不像嫖, 不夠健康, 又不夠病態, 缺乏主題的明朗性」的關係狀態; 她對自己的固守、對柳原的疑忌, 體現了張愛玲言及的「自私者」的一面。 《傾城之戀》中流蘇在向母親求助無果後, 恍惚間有種奇特的感覺:「 又是多年前, 她還只十來歲的時候, 看了戲出來, 在傾盆大雨中和家人擠散了。她獨自站在人行道上, 瞪著眼看人, 人也瞪著眼看她, 隔著雨淋淋的車窗, 隔著一層無形的玻璃罩——無數的陌生人。」 這個細節, 明顯帶著張愛玲小時候「看了電影出來, 像巡捕房招領的孩子一般, 立在街沿上, 等候家裡的汽車夫把我認回去」的個人體驗。正是張愛玲曾經孤零一人與陌生街道、陌生人相對時的惶惑、隔膜體驗的移植。 試想張愛玲的前半生, 「逃離我父親的家, 不能去倫敦大學入學, 香港大學輟學, 聖約翰大學輟學, 和胡蘭成的縹緲情緣……從她青春時代開始, 每一階段的理想追求, 幾乎都是『未完成』」。 總之, 張愛玲對那箇舊物崩壞、新物滋生的「夾縫」時代有一定的自覺, 她對這個時代的人們與民族傳統的關係, 也有過自己的思考: 「人是生活於一個時代里的, 可是這時代卻在影子似地沉沒下去, 人覺得自己是被拋棄了。為要證實自己的存在, 抓住一點真實的, 最基本的東西, 不能不求助於古老的記憶, 人類在一切時代之中生活過的記憶, 這比瞭望將來要更明晰、親切。」 02:書寫「凡人」的魅惑 張愛玲文字的一大獨異之處, 在於書寫極端「大時代」里的凡人俗事, 《傾城之戀》亦是如此。 新時期以來張愛玲的地位擢升、聲名顯赫即與此密不可分, 以至被不少方家抬到了生活哲學的高度。不過, 在這種文學書寫的獨特視角、別樣魅力背後, 是否折射著張愛玲自己思考人生、認識世界的重重魅惑, 亦是個需要再探的話題。 張愛玲在《燼餘錄》中留下了這樣一段有名的文字:戰爭開始的時候, 港大的學生大都樂得歡蹦亂跳, 因為十二月八日正是大考的第一天, 平白地免考是千載難逢的盛事。那一冬天, 我們總算吃夠了苦, 比較知道輕重了。 整段話的重心落在了「飲食男女」和「獸性生活」, 似乎人生唯有這些才夠根本, 即所謂人性真諦, 其他的都成了「浮文」。 張愛玲所經歷的事件是真實的, 但可惜其觀察對象僅僅是殖民地都市的部分小市民及一所殖民地高校的大學生。其視域所及, 僅是完整事件中的一個碎片, 且不免還被張愛玲獨特的眼光所「剪裁」。 於是, 張愛玲筆下所謂的凡人、飲食、安穩、蒼涼, 似乎也能折射動盪亂世之中市民日常世界的一小段光譜。 總之, 張愛玲的問題就在於這種倔強的浮誇: 總要把自己從特定時間、特定空間、特定對象那裡的敏銳發現普遍化與恆久化。 其結果, 自然會出現種種以偏概全、偷換概念、邏輯扭曲、簡單武斷的弊病, 只不過穿著華麗修辭、俏皮機智的外衣。 同樣, 張愛玲關於人生「飛揚與安穩」的議論, 被無數人言傳樂道, 還奉之為獨特的人生哲學。 她站在滬港這樣一個畸形、浮華的「夾縫」場域, 只能為同樣無根而小眾的市民描摹浮世悲歡。然而在這裡, 既沒有那個時代的本質, 也不是鮮活中國的真相, 仍舊犯了「 咀嚼著身邊的小小的悲歡, 而且就看這小悲歡為全世界 」的毛病。 當然, 年少成名是非多, 在種種批評、指責和流言的旋渦中, 張愛玲為自己辯護, 亦是本能的需要。她要通過寫作及這些辯護來確證「自我」的存在與合理性。 不過, 這樣的辯護, 越辯越顯露其「自我」的羸弱。然而, 她執拗於此, 並以之為剛強。 在這種扭曲的邏輯下, 張愛玲完成了對自私、放恣、拒絕自我犧牲的強辯,對人生的責任義務幾乎有本能地逃避,又 給那些同情、寬宥或有著相近心思的人以充分的辯護空間。 03:張愛玲的兩重「傾城之戀」及其「自我」 從「傾城」的視角看張愛玲, 在其人生的「文本」里, 其實她也曾有著自己的「傾城之戀」, 而且是兩重。 ①與上海 上海徹底傾陷的幾年, 反而是成全她的唯一窗口, 看來, 張愛玲和這個她生長於斯、樂居於斯、綻放於斯的大都市之間, 形成了某種類似「傾城之戀」的關係。 這裡有她最主要的人生經驗, 上海既豐富了她, 也限定了她。 1953年以前, 張愛玲除了曾去天津小住和港大讀書外, 都住在上海, 並且「在張愛玲的記憶中, 上海是永遠和平安定的一角」。 她知道一些上海近代高壓生活中的畸形。比如她觀察上海, 「新舊思想交流, 西方個人主義的影響頗占優勢」, 這契合亂世的特徵;越是亂世, 倫理道德體系崩散, 人性越趨於自然狀態;越是亂世, 生存環境愈加險惡, 人們便只考慮自己, 「起的都是下流的念頭, 只顧一時」 。 張愛玲的視域不僅被上海限制, 還長期被其父母用半封閉式的閨秀生活圈在家中。 從上海給予她的生活經驗中, 張愛玲用自己的聰敏、早慧, 很年輕就總結出一套感受世界、剪裁生活的認知方式。 魯迅在《老調子已經唱完》里說過, 「一般以自己為中心的人們, 卻決不肯以民眾為主體, 而專圖自己的便利, 總是三翻四復的唱不完。於是, 自己的老調子固然唱不完, 而國家卻已被唱完了」。 在那個半殖民的亂世一隅, 張愛玲卻與那片畸形的土壤已然共存共生:無論留下和出走都意味著失去「自我」 (舊我) ;留下來就必須重建一個「新我」, 她果斷拒斥;而漂流於異國他鄉也註定了「自我」的凋零。 張愛玲是中西新舊「夾縫」時代里, 畸形的半殖民地土壤上, 滋養著的一朵行將絕跡的富貴蘭, 在這三世十方的匆匆一瞬里盛開, 綻放著她嬌嫩、精緻、美幻、蠱惑的一抹艷色。 ②與胡蘭成 張愛玲在《傾城之戀》中為白流蘇、范柳原的「自我」追尋, 通過婚姻給了一個較圓滿的結局。 現實中的張愛玲認準了胡蘭成, 並締結了婚姻, 出於她內心的需要與渴望。她給胡蘭成的信中說「 因為懂得, 所以慈悲 」; 婚書上, 她寫下「 胡蘭成張愛玲簽訂終身, 結為夫婦」, 他寫下「 願使歲月靜好, 現世安穩」;旁寫「炎櫻為媒證」。 只可惜, 匆匆而至的結局, 使所謂「懂得」「慈悲」「靜好」「安穩」成了絕妙的諷刺。 他們的婚姻很奇特, 奇特到連當事人都覺得不像婚姻, 「雖結了婚, 亦仍像是沒有結過婚。我不肯使她的生活有一點因我之故而改變。兩人怎樣亦做不像夫妻的樣子」。 他們只有公寓沒有家, 聚少離多, 這種周期性的鵲橋相會, 倒像是她筆下的「姘居生活」。 這樣的關係中, 張愛玲固守著自己, 「自己的存在分外分明」, 改變反倒是罪過;契合她心思的, 她喜悅而順從;不契合的, 「她一點委屈受不得」。 總歸不大像真摯的婚戀那樣, 在執著地相互磨合、煎熬中改變著, 把對方的韶華、個性鏤刻到自己的靈魂中。 然而,真正的婚戀, 是為了滿足自身的某種需要, 經濟方面的生存與溫飽, 精神方面的信任、依靠以及心靈的交流、傾訴。 可太愛自己的人, 已經沒有多餘的愛再給別人。自私到不願「煎熬」「執著」「磨合」「改變」, 又怎能真的把兩顆心變成一顆, 結出無限信任和靈魂欣悅的果實? 張愛玲面臨的難題和她筆下的白流蘇一樣, 卻比流蘇程度更深, 其做派和其願望分明是一對悖論。她對於胡蘭成, 一方面自願「低到塵埃」並歡喜到「從塵埃里開出花來」「對我這樣百依百順」; 另一方面卻也並不因為胡蘭成的「緣故改變她的主意」。 張愛玲在《傾城之戀》中的感慨, 「兩方面都是精刮的人, 算盤打得太仔細了」。 不就是張胡二人絕妙的寫照嗎?張愛玲說她喜歡寫男女之間的愛情, 因為「 人在戀愛的時候……更放恣」。 可惜這種真性流露的「放恣」不一定能讓愛情開花結果, 過度了、任性了, 反倒會成為自己的牢籠。 所以, 張愛玲可以讓香港的陷落成全白流蘇、范柳原的「傾城之戀」, 卻無法在茫茫的真實世界與現實歷史中認清自己、洞察別人。 張愛玲早年曾嘆息, 她「最恨」的就是「一個有天才的女子忽然結了婚」, 對獨立的職業女性有種種嚮往, 覺得自己就足以成就「自我」。 實則, 人 既是社會的人, 自身的需求都無法在自己之內就全部獲取, 一個完整的「自我」是堅持自己與放下自己, 只能在與他者的交往、交換關係中完善。 彼時的張愛玲, 正處於人生最春風得意的歲月, 對她僅有的那點人生經驗有沉溺般的珍愛, 並據此倔強地觀察社會、認識世界。 她的矛盾在於:不是不想獲得愛情、婚姻和「自我」, 但既無力拓寬、改變既定的自己, 又無法認清哪個才是「對的人」。 也許, 對於張愛玲這麼複雜、微妙的對象, 她自己的妙筆已經頗為允洽了: 「時代的車轟轟地往前開。我們坐在車上, 經過的也許不過是幾條熟悉的街筒, 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驚心動魄。就可惜我們只顧忙著在一瞥即逝的店鋪的櫥窗里找尋我們自己的影子——我們只看見自己的臉, 蒼白, 渺小:我們的自私與空虛, 我們恬不知恥的愚蠢——誰都像我們一樣, 然而我們每人都是孤獨的。現在我寄住在舊夢裡, 在舊夢裡做著新的夢。」 04:張愛玲的自我「困囿」 張愛玲的「自我」被困囿在中西新舊之間的「夾縫」, 既是造化弄人, 也是自我選擇。 在處世待人方面, 她「卻頗合乎『外國人』脾氣」:對待人情、金錢, 不像中國傳統那樣人人相欠, 卻如AA制一般清楚明白:「愛玲卻是兩訖, 凡事像刀截的分明, 總不拖泥帶水。她與她姑姑分房同居, 兩人錙銖必較……她與炎櫻難得一同上街去咖啡店吃點心, 亦必先言明誰付帳。」 對待時間, 也是「比飛機開航還要準確的。不能早一點, 也不能晚一點, 早晚都不會被她通融。所以雖然她是中國人, 卻已經養成了標準的外國人脾氣」。 那些故作瀟灑, 看似已與過去道別, 實際上這些貧困、郁暗的閱歷經驗卻如此的揮之不去。因為, 這麼決然地不愛父母、不喜學校、不戀童年、不念舊情, 和眷戀它們在邏輯根柢上相通——為過去的時空所圍困。 所以, 在自我封閉世界與外在世界的碰撞、激盪中, 張愛玲去追尋一個更為健全、成熟的「自我」, 不僅僅是主觀的需要, 也是客觀的必然。 誕生於此背景之上的《傾城之戀》, 也就成了一個奇特的文本: 它成就了張愛玲, 也畫下了她走不出的界限;它顯示了張愛玲思路的獨特、創作的優長, 也在有意無意間碰觸了她一生都難以突圍的主題。 張愛玲與《傾城之戀》之間有一種意味深長又千絲萬縷的纏繞, 這種纏繞, 既增添了《傾城之戀》的魅力, 也為走進張愛玲自身獨辟了一條「蹊徑」。通過這條「蹊徑」, 我們可以看到, 她是多麼倔強地眷戀其內心的封閉世界。 在張愛玲的「自我」里, 一面是機智聰敏、才情靈性、犀利精妙, 同時又自我耽溺、自憐自賞、放恣任性、執拗倔強, 另一面是虛無、支離、錯雜、悖論、殘缺、迷惘與孤獨。在她身上, 二者的關係:不是前者否定了後者, 相反, 恰恰是前者造就了後者。 《傾城之戀》的結尾,是白流蘇和范柳原回到了上海,成為了白家人人嫉妒的對象。 可流蘇還有惆悵——她成了富家子柳原名正言順的妻,現在他從來不跟她鬧著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話省下來說給旁的女人聽。 傾城之戀並不是一個完美的結局,它講了一個僥倖的婚姻,和一個短暫存在過的愛情。 在那故事背後,躲著一個清醒的女人,也曾有過一段傾城的往事,卻做了不同的選擇。 人們常說張愛玲晚年,如何悽苦。其實不然,她樂得清靜,自願把生活的瑣屑之物一減再減。家徒四壁,是為了與自己的靈魂直接對話。 她說: 「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愉。」 質本潔來還潔去,待到塵埃落定,她只求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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